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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切缅怀 | 一位具有敏锐地理学思维的学者——记王恩涌先生

发布时间:2023-02-06

王恩涌先生以深刻的学术理解力,将地理学贯通自然与社会、政治与文化,充分展现了地理学探索世界、观察社会和解释人生的广度与力度。他是一位真正的地理学家,是在一个时代奋力进行地理学开拓进取的杰出代表。王先生走了,我们身边失去了一位睿智和蔼的师长。我们永远怀念王恩涌先生,怀念那些岁月,怀念那个地理学走向繁荣时代!

唐晓峰

2023. 2.2

一位具有敏锐地理学思维的学者

——记王恩涌先生

我最早听说王恩涌先生的事情是在1973 年,那时我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,是工农兵学员。我本来是北京城里的中学生,因为下乡插队4 年,从农村进入北大,所以算“农”的一类。刚进校是在1972 年,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,对“四人帮”那套极左的东西有所抑制,学校里抓业务的风气渐渐兴起。但那时毕竟是极左势力占先的时代,某日,学校革委会向全校师生发布通报,批评一位地质地理系的老师,说他一天到晚念外语,读外文著作,不关心阶级斗争,忘掉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的任务等等。那个时候,极左在群众中已经不得人心,上面批谁,下面大家反而佩服谁。因为这个原因,我对那位学习外语的老师一直留有印象。这位老师就是王恩涌。

1978 年,我到了北大地理系(原地质地理系分为地质与地理两个系)作历史地理研究生,当然不忘打听当年那位重视外语学习的老师,但因为专业不同,与王恩涌先生联系并不多。但知道他曾到美国访问过一段时间。

1991 年,我在美国念书中途回国,回北大看望师友。王恩涌先生特地约我到他中关园的家里聊聊,同座的还有孟晓晨老师等。这次是我第一次较深入地了解王先生。我原认为王先生是研究自然地理的,又长期担任系领导工作,对人文方面恐怕不会很熟悉。但谈话中我发现,王先生不仅熟知人文地理学的知识,更让我心中赞叹的,是他自如敏锐的对社会人文问题的地理思维方式。在美国念人文地理,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个认识是这样一句话:“地理学是一种思想方法”(geography is a way of thinking)。而王恩涌先生正是一个具有这种思维的学者的“范式”。学术既是一个知识体系,也是一种特别的素质能力,而素质能力更具有本质意义。古人说“鸳鸯绣了从头看,莫把金针度与人”,绣鸳鸯靠的是金针。王先生是拥有地理学思维这枚金针的人。

后来,我与王恩涌先生接触请教的多了,对他就各类事物所做的地理学评论,印象更深。例如,中国古代北方常有远途作战的事情,战争范围往往要跨越不同的环境地带。史书中动辄讲“汉以卫青为大将军,……出塞六七百里。”“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,过焉支山千馀里,击匈奴。”王先生将军队千里作战因地理跨度、环境跨度所引发的问题,进行了揭示与剖析,指出这类战争的顺利进行需要有特殊的组织支持才得以完成。这样的思维认识在一般军事史研究中很少有。古代在中原作战,一切补充资源可以就地解决,“自有那敌人送上前”,但到了草原大漠怎么办?这样的问题不解决,卫青、霍去病不会胜利。王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。

几年前与王先生一起到山西临汾参加有关早期文明起源的学术会议,会上王先生发言,对汾河下游的河流地貌特点做了讲解,并就这种地貌对早期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影响做了分析,在场的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都说“地理学家有一套,有启发”。

王先生早在1993 年写过一篇论文《大禹治水神话的地理透视》,对“鲧用堤防”到“禹行疏导”的变化进行了地理学的解释,提出这是早期人类在河流下游地区发展的两个阶段。前者是“人类从高阶地走向平原,开发农田,从利用自然中开始学会筑堤防水的经验的象征。”后者代表了人类在大范围内(即更大流域范围)组织社会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发展,正是这种发展,支持了国家组织的诞生。

王先生对不少人文社会问题都进行过地理思维的探讨,尽管没有付诸文字,但在他的谈话中随时可以听到,不少教员同学都有这个感受。王先生在文字著述中用力最多的地方是在文化地理学这个领域。他编纂的《文化地理学》在我国有很大的开创意义,目前我国许多研究文化地理学的学者,都受到过这本书的影响。王先生并将文化地理学引入大学正规课程,如周尚意教授所说“王恩涌先生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,在北京大学首开文化地理学课程,推动了中国大学文化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。”

王先生的研究领域从自然地理学转到人文地理学,一个重要机缘正是前面所说的“文革”中学习英文并研习英文著作那件事情。王先生在一次谈及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的时候,提到自己转换方向的缘由,他说:“关于葛德石,我是文化大革命中,无意之中从其英文的《中国地理基础》一书中才了解他的。他曾在中国沪江大学任教,花了十年时间在中国旅行考查,行程约5 万公里,考察地区包括除云南、四川、西康、福建以外的当时24 个省。看完该书,使我对区域地理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。以前我只认区域地理是由地质、地貌、气候、水文、生物与经济等模块机械式堆起来的,从该书中我好像看到一个个地理要素组成的一个生动的景观,我看到自然、经济、人文天衣无缝地组合在一起。这是我以后转向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启发。”

王先生当年读英文书受到批判,而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深远影响。“文革”是一个荒诞的时期,但时代荒诞,并不影响有正义之心的人对于真正追求的坚持。正因为执着的追求,王先生成为今天中国人文地理学界受人敬重的一位先驱学者。

作者: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

2006 年10 月